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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可见，这种分权中有制衡、通过制衡来防范权力滥用的基本理念，其实正蕴含了分权之后的不同部门之间得以充分借助问责，以实现彼此间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政治逻辑。

可见，这种分权中有制衡、通过制衡来防范权力滥用的基本理念，其实正蕴含了分权之后的不同部门之间得以充分借助问责，以实现彼此间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政治逻辑。

早在1952年7月30日的德国条约案判决（Deutschlandvertrag）中，联邦宪法法院便指出，预防性审查与基本法和抽象规范审查的实质不相符合。[128]它是指，联邦宪法法院尚未确认系争规范与依据规范的不一致和无效，故系争规范仍具有不受限制的效力。

于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便一项规范未被废止，但无论如何都不会产生法律效果，则不存在客观释明利益。就其功能和意义而言，将客观释明利益作为抽象规范审查的实体裁判要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过滤作用，有助于防止讼累，确保联邦宪法法院的功能能力，并且也与司法程序启动的一般要件和法律需求相一致。如果法院并非因为系争规范违宪而是基于其他的原因而认为其无效或者不适用，则不存在《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意义上的不适用。除此之外，由于抽象规范审查程序的申请主体的范围有较大的限制，其提出审查的意愿并不值得期待。作者简介：柳建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由于不涉及具体个案，无考量具体事实与个案情境的必要，故谓之抽象程序。国内较早予以专门研究的是刘兆兴。立法法第99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修改如下：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或者案件当事人在穷尽法律救济之后的六个月内，如果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德国型之抽象原则审查、法国型之预防性审查和抽象原则审查，其直接目的均在于保障宪法秩序，但实际上达到了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客观效果。笔者认为，我国有权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的资格只应当赋予以下主体： 1、审理案件的法院。所有的社会主体都有可能成为案件的当事人，但只有在符合上述四个条件的前提下，才具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的资格。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

换言之，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必须优先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判断，而没有必要适用宪法进行审查判断。我也注意到有一些媒体关心，说你们有没有公开撤销的案例？应该说目前还没有。

设立宪法委员会，其性质为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其地位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协助机构，并不具有宪法上的独立地位，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符合。按照这一标准，有资格提出异议的当事人应当包括原告、被告、有独立诉讼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诉讼请求权的第三人。在法律生效之前，或者在法律实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未发生案件的情况下，可以由特定的领导人或者国家机关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如果法院自身都认为所选择适用的法律规范存在违反宪法的可能性，而又直接依据该法律规范作出裁判，该裁判只能是表面上对纠纷作出了判断，而实际上纠纷并没有解决。

法院的基本职能是通过审理案件，裁判纠纷，给案件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当事人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其宪法权利并未受到实际侵害，因此，没有必要赋予其挑战法律规范的主体资格。在穷尽法律适用之后，仍然无法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才有必要适用宪法，作出宪法上的判断。

依据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的政体，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是由法院依据宪法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合宪性进行审查，德国式和法国式的宪法法院制、宪法委员会制是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外另行设立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由其审查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合宪性。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因此，赋予这些国家机关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主体资格，实无必要。

无论是赋予审理案件的法院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还是赋予案件当事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其目的均在于为宪法权利的实际受害人提供宪法救济。（2）2007年，茅于轼、贺卫方等69名教授以公民的名义联名发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务院法制部门提出《关于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公民建议书》。在选择适用法律规范时，案件当事人认为该法律规范违反宪法，而向法院提出异议，或者审理案件的法院认为该法律规范违反宪法，如果直接适用该法律规范作出裁判，则可能侵犯当事人的宪法权利时，法院有必要向拥有违宪审查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宪法解释与宪法实施，特别是与合宪性审查存在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而并不审理具体案件。（2）依据宪法规定的立法程序。

胡锦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但是，自1982年现行宪法颁行以来，甚至于2000年立法法通过以来，这一制度并未达到预期的状态。

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这些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必须倍加珍惜。在适用违宪之中，又区分完全违宪、确认违宪但有效等。

待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审查得出结论以后，再恢复诉讼，作出裁判。除宪法和立法法之外，其他两个文件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通过的，其法律性质并不明确。因此，无论采用美国式，还是德国式、法国式，均与我国所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违背。法院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并不审理具体案件，并不需要为当事人提供救济，而为了维持宪法秩序已经赋予其最高国家机关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的主体资格。

为区别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宪法解释案从标题到内容行文，应当具有特定的格式。如宪法解释草案是否应当公开征求意见、审议过程是否需要三读等，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也没有作出规定。

依据公权力的公定力原理，法律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以后，虽然存在合宪与违宪两种可能性，为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推定该法律合宪。宪法未规定宪法及宪法修正案公布的主体，按照惯例，由全国人大公告公布。

在众所周知的孙志刚案中，三博士和五教授依据立法法第99条第2款的规定以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合宪性审查。而根据欧洲其他国家的统计，事实上，在公民个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案件中只有大约5%的部分才能实际进入宪法法院的实质审查阶段。

但是，现行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均未规定哪些主体有权提出宪法解释案。因此，在需要依据法规范对某项行为作出判断时，法律适用优先、穷尽法律适用，即对某项行为先进行合法性审查成为合宪性审查的一项重要的过滤机制。但这一政治理论必须转化为具有可操作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下的监督制度。对于宪法解释案的公布主体，宪法没有规定。

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国家普遍制定了宪法，而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举凡制定宪法的国家通常都依据本国的国情，建立了相应的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合宪性审查）。第二，保障宪法秩序的理念。

赋予案件当事人质疑法律规范违反宪法的资格，是作为当事人的救济权利而设定的，因此，其资格只限于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3）只限于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提出审查建议。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应当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 强化合法性审查作为合宪性审查过滤机制的功能 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制定法律，因此，我国绝大多数法律的第1条明确规定：本法依据宪法而制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20日，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